我们都有一个名字叫校花
http://lady.sexjk.com Time: 2007-7-4 10:42:21 纠错
其然,广告里,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富贵雍容的女郎在身前走过,眼中满是惶惑和惊异。导演为了突出药的功效,在我的脸上涂了一层暗淡的灰。最后,女郎忽然回眸一笑,我的病态形象立时消散,画外音响起:XX胃药,最美疗效。广告完了,没有人做声,朋友同学都很给面子,自顾自地吃花生、嚼口香糖;我嘭地一下换了频道,胡乱往嘴里塞了一大堆辣萝卜,咯嘣咯嘣地咬着。
后来接了一则绿茶的广告,男一号是周星星。我赶到片场时,哗,吓一跳,二十几个女生围着大帅哥,嚷着要签名,结果最后开机时间晚了半小时。根据广告导演要求,周星星坐在第一排女生正中间,后面再站上四排女生;人手一瓶绿茶,对着镜头手舞足蹈叫一句“绿茶还是XX好”,就算大功告成。我本来站在第二排的,一低头就看见周星星的脑窝儿——两个呀,难怪聪明——可是还没来得及得意,导演马上作了调动,把我和第四排中间的一个女生掉了个个儿。我噘着嘴,嘟囔了几下,导演瞅着了,教训我:“谁让人家像莫文蔚?”站在后边,我是怎么闹也闹不起来,还没开拍,我就把绿茶喝掉了一半,接着一不做二不休撕掉了瓶上的包装纸。导演始终没有注意到我的出格,这让我有些意外,也有些失落。片子很快在中央级频道播出来,镜头只给出周星星身后两排花枝招展的女生,我所在的第四排和我身后的第五排被剪得杳无踪迹。
旁白:吴丽正忙着温功课来补足尚未修够的学分。和一般的艺术生一样,吴丽对自己的美貌和智慧充满自信,相信只要坚持就会等到演主角的机会。她告诉我曾读过西蒙·波娃的《第二性》,其中介绍的一种男权主义观点说“女人仅不过是一个子宫而已”。吴丽说:“我一直想证明,这种说法是错误并且可耻的。”
丰乳肥臀不是唯一
采访对象:刘可菲,广州人,47岁,某银行广东分行副行长,24岁就读北方一所大学的哲学系,从大二起被称为校花。丈夫张先生是高校教授,16岁的孩子正在读高一。
温文尔雅的刘可菲对自己的校花史有所保留。她的丈夫不停地给她打气:“哈哈,没关系啦!你如实说,算是给后生一点经验教训啦!”刘可菲终于表态:“那你一定要从正面来报道呀!”
我是在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读大学的,据说有很多高干子弟,所以感觉校风也非常开放。同系同学中,广东的一共8个,其中女生5个——物以稀为贵,那时候在北京的南方人不多,所以特别吃香,才过几个月,其他4个女生全都有男朋友了。我有些诧异,也有些不平,论长相、论年龄,我都有优势;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,自己的缺点自己知道:我的胸脯太小了,用当时的话说就是“军用飞机场”,用现在港台的说法就是“微波炉”。当时胸罩的牌子少、数量少,款式更是可怜,加上我还在读书,稍微贵一点的,我也买不起。我成绩一直很好,但因为难言之隐一直得不到大家的重视,心里想当苦恼。
旁白:张先生憋了很久,终于笑出声来:“是吗?不会吧!”
大一下学期,出事了。在校门口,一个男生带着个女生,歇斯底里地笑,然后风也似的扑将过来。我没躲得及,倒地的时候,后脑勺不偏不倚磕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,血汩汩地流下来。那个男生把我背到了医院,因为脑震荡和伤口发炎,我在医院里呆了两个月。孤独寂寞的日子里,我拼命读书,一方面打发时间,另一方面主要是检查自己的脑袋到底有没有留下后遗症。
我的脑袋没有留下后遗症,因为学过的单词我都记忆犹新;留下后遗症的是我的胸脯。住院期间作周检的时候,透过住院服的衣领口,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自己20多岁了还在发育并且发育得开始茁壮的乳房惊得不知所措。有时医生见我不配合检查,就敲醒我:“怎么了?”我把衣领整好,轻描淡写:“没事儿。”
出院时,大二生活开始了。系里的男生异口同声地叫我“校花”。我的感觉相当坏。一个女生,譬如我吧,本来是兰心蕙质、期待呵护的,却因为没有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的身姿而备受冷落;一个女生,又譬如我,因
后来接了一则绿茶的广告,男一号是周星星。我赶到片场时,哗,吓一跳,二十几个女生围着大帅哥,嚷着要签名,结果最后开机时间晚了半小时。根据广告导演要求,周星星坐在第一排女生正中间,后面再站上四排女生;人手一瓶绿茶,对着镜头手舞足蹈叫一句“绿茶还是XX好”,就算大功告成。我本来站在第二排的,一低头就看见周星星的脑窝儿——两个呀,难怪聪明——可是还没来得及得意,导演马上作了调动,把我和第四排中间的一个女生掉了个个儿。我噘着嘴,嘟囔了几下,导演瞅着了,教训我:“谁让人家像莫文蔚?”站在后边,我是怎么闹也闹不起来,还没开拍,我就把绿茶喝掉了一半,接着一不做二不休撕掉了瓶上的包装纸。导演始终没有注意到我的出格,这让我有些意外,也有些失落。片子很快在中央级频道播出来,镜头只给出周星星身后两排花枝招展的女生,我所在的第四排和我身后的第五排被剪得杳无踪迹。
旁白:吴丽正忙着温功课来补足尚未修够的学分。和一般的艺术生一样,吴丽对自己的美貌和智慧充满自信,相信只要坚持就会等到演主角的机会。她告诉我曾读过西蒙·波娃的《第二性》,其中介绍的一种男权主义观点说“女人仅不过是一个子宫而已”。吴丽说:“我一直想证明,这种说法是错误并且可耻的。”
丰乳肥臀不是唯一
采访对象:刘可菲,广州人,47岁,某银行广东分行副行长,24岁就读北方一所大学的哲学系,从大二起被称为校花。丈夫张先生是高校教授,16岁的孩子正在读高一。
温文尔雅的刘可菲对自己的校花史有所保留。她的丈夫不停地给她打气:“哈哈,没关系啦!你如实说,算是给后生一点经验教训啦!”刘可菲终于表态:“那你一定要从正面来报道呀!”
我是在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读大学的,据说有很多高干子弟,所以感觉校风也非常开放。同系同学中,广东的一共8个,其中女生5个——物以稀为贵,那时候在北京的南方人不多,所以特别吃香,才过几个月,其他4个女生全都有男朋友了。我有些诧异,也有些不平,论长相、论年龄,我都有优势;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,自己的缺点自己知道:我的胸脯太小了,用当时的话说就是“军用飞机场”,用现在港台的说法就是“微波炉”。当时胸罩的牌子少、数量少,款式更是可怜,加上我还在读书,稍微贵一点的,我也买不起。我成绩一直很好,但因为难言之隐一直得不到大家的重视,心里想当苦恼。
旁白:张先生憋了很久,终于笑出声来:“是吗?不会吧!”
大一下学期,出事了。在校门口,一个男生带着个女生,歇斯底里地笑,然后风也似的扑将过来。我没躲得及,倒地的时候,后脑勺不偏不倚磕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,血汩汩地流下来。那个男生把我背到了医院,因为脑震荡和伤口发炎,我在医院里呆了两个月。孤独寂寞的日子里,我拼命读书,一方面打发时间,另一方面主要是检查自己的脑袋到底有没有留下后遗症。
我的脑袋没有留下后遗症,因为学过的单词我都记忆犹新;留下后遗症的是我的胸脯。住院期间作周检的时候,透过住院服的衣领口,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自己20多岁了还在发育并且发育得开始茁壮的乳房惊得不知所措。有时医生见我不配合检查,就敲醒我:“怎么了?”我把衣领整好,轻描淡写:“没事儿。”
出院时,大二生活开始了。系里的男生异口同声地叫我“校花”。我的感觉相当坏。一个女生,譬如我吧,本来是兰心蕙质、期待呵护的,却因为没有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的身姿而备受冷落;一个女生,又譬如我,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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